回家过年和就地过年

有句俗话说: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?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结合的产物,正常情况下也都有一个家,但是对于很多中国人,尤其是农民工(包括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)来说,他们和家人在空间上存在很远的距离,远到可能一年只能在春节回家一次。

按理说,人既然有家,就应该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,但这是很多农民工可望而不及的,因为他们要背井离乡,到城市里去打工,但是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安家,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力在城市安家,所以他们只能和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。

因为农民工一年到头都在外奔波,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,所以也就造就了“春运”这一人类迁徙大观,以亿为单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大量迁徙,大方向是从沿海到内地,从东部到西部,更准确地说是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到经济欠发达的地区。春运的主力军就是农民工,其次是学生,以及是一些走亲访友,旅游休假的人。

对于农民工来说,春运其实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,残忍的不只是春运途上的一些艰难险阻,更是因为春运是人为造成的,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不可避免的事情。农民工在城市里其实就是二等公民,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福利,尽管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。

如果可以的话,谁又愿意背井离乡,一年到头在大城市辛苦打拼,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呢?

如果可以的话,谁不愿意留在家乡,天天能见到父母妻儿,享受天伦之乐呢?

如果可以的话,谁不愿意在城里安家,把父母妻儿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呢?

农民工之所以成为农民工,确实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,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为农民工,那可能是这些人自身的问题,如果有数以亿计的人成为农民工,那肯定就是体制性的问题。当然这也是中国发展过程很难避免的问题,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

农民工其实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,他们和城里人一样,都是炎黄子孙,都是中国人,只是不幸生到了农村而已。中国人口众多,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,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,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,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,于是双方一拍即合,农民就进城打工,成为工不工,农不农的农民工。

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,工人和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,而农民工的定位却很模糊,他们的身份是农民,但实际上又是工人的角色;他们干的是和工人一样的工作,但因为在农村承包了土地,所以也不是无产阶级。

与其说农民工既是农民,又是工人,不如说农民工既不是农民,也不是工人。正是由于这种阶级定位上的模糊,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和正式工人一样的待遇,比如说没有社保,没有退休工资,而他们原本的农民身份基本上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。

因为在农村挣不到什么钱,所以农民都有意愿到城里去打工,但是到了城里,农民工又享受不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,再加上房价很高,买房对很多农民工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。所以大部分的农民工只能尽量在城里多挣钱,省吃俭用,然后把钱给老家的父母妻儿使用。而且为了多挣钱,往往要从年头忙到年尾,只有过年才能回家,所以也就出现了春运,有了回家过年这一说。以前农民都在家种地,就不存在回家过年这一说,都是和城里人一样,就地过年。

由于疫情的原因,全国从上到下最近都提倡就地过年,对于农民工来说,这其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。本来正常情况下,就地过年才应该是常态,回家过年应该只是少数人要面临的情况。正是因为大多数农民工都要回家过年,所以国家才会提倡就地过年,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。

同样是过年,对于农民工来说,回家过年和就地过年有天壤之别。如果可以的话,绝大多数农民工应该都喜欢(真正的)就地过年,就地过年意味着自己就和家人在一起,不需要再长途奔波,遭受春运的折磨。但是因为条件所限,很多农民工一年到头都不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,那就只能回家过年,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如果农民工不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的话,在中国人的意识里,这样的就地过年无异于不过年。

如果有一天,春运消失了,春节期间的人员流动和平常的节假日相差不大,大多数人也不用再回家过年,都可以就地和家人一起过年,那才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好起来了。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,他们都从农民工变成了市民,都可以在城里安家,把家人都接到城里,和城里人享受一样的社会福利,不用再千里迢迢回家过年了。至于那些留在农村的人,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农民,农业只是他们的职业,待在农村就可以安居乐业,一家人都在一起,不用再盼望外出打工的家人回家过年。这才是社会主义应该追求并且达到的目标。

如果这个目标能达成的话,过年的习俗可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,人们对过年的认识和态度也会与时俱进,这都是后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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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术不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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