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句俗话说：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？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结合的产物，正常情况下也都有一个家，但是对于很多中国人，尤其是农民工（包括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）来说，他们和家人在空间上存在很远的距离，远到可能一年只能在春节回家一次。
按理说，人既然有家，就应该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，但这是很多农民工可望而不及的，因为他们要背井离乡，到城市里去打工，但是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安家，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力在城市安家，所以他们只能和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。
因为农民工一年到头都在外奔波，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，所以也就造就了“春运”这一人类迁徙大观，以亿为单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大量迁徙，大方向是从沿海到内地，从东部到西部，更准确地说是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到经济欠发达的地区。春运的主力军就是农民工，其次是学生，以及是一些走亲访友，旅游休假的人。
对于农民工来说，春运其实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，残忍的不只是春运途上的一些艰难险阻，更是因为春运是人为造成的，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不可避免的事情。农民工在城市里其实就是二等公民，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福利，尽管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。
如果可以的话，谁又愿意背井离乡，一年到头在大城市辛苦打拼，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呢？
如果可以的话，谁不愿意留在家乡，天天能见到父母妻儿，享受天伦之乐呢？
如果可以的话，谁不愿意在城里安家，把父母妻儿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呢？
农民工之所以成为农民工，确实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，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为农民工，那可能是这些人自身的问题，如果有数以亿计的人成为农民工，那肯定就是体制性的问题。当然这也是中国发展过程很难避免的问题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
农民工其实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，他们和城里人一样，都是炎黄子孙，都是中国人，只是不幸生到了农村而已。中国人口众多，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，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，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，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农民就进城打工，成为工不工，农不农的农民工。
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工人和农民都是国家的主人，而农民工的定位却很模糊，他们的身份是农民，但实际上又是工人的角色；他们干的是和工人一样的工作，但因为在农村承包了土地，所以也不是无产阶级。
与其说农民工既是农民，又是工人，不如说农民工既不是农民，也不是工人。正是由于这种阶级定位上的模糊，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和正式工人一样的待遇，比如说没有社保，没有退休工资，而他们原本的农民身份基本上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。
因为在农村挣不到什么钱，所以农民都有意愿到城里去打工，但是到了城里，农民工又享受不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，再加上房价很高，买房对很多农民工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。所以大部分的农民工只能尽量在城里多挣钱，省吃俭用，然后把钱给老家的父母妻儿使用。而且为了多挣钱，往往要从年头忙到年尾，只有过年才能回家，所以也就出现了春运，有了回家过年这一说。以前农民都在家种地，就不存在回家过年这一说，都是和城里人一样，就地过年。
由于疫情的原因，全国从上到下最近都提倡就地过年，对于农民工来说，这其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。本来正常情况下，就地过年才应该是常态，回家过年应该只是少数人要面临的情况。正是因为大多数农民工都要回家过年，所以国家才会提倡就地过年，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。
同样是过年，对于农民工来说，回家过年和就地过年有天壤之别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绝大多数农民工应该都喜欢（真正的）就地过年，就地过年意味着自己就和家人在一起，不需要再长途奔波，遭受春运的折磨。但是因为条件所限，很多农民工一年到头都不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，那就只能回家过年，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如果农民工不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的话，在中国人的意识里，这样的就地过年无异于不过年。
如果有一天，春运消失了，春节期间的人员流动和平常的节假日相差不大，大多数人也不用再回家过年，都可以就地和家人一起过年，那才说明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好起来了。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，他们都从农民工变成了市民，都可以在城里安家，把家人都接到城里，和城里人享受一样的社会福利，不用再千里迢迢回家过年了。至于那些留在农村的人，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农民，农业只是他们的职业，待在农村就可以安居乐业，一家人都在一起，不用再盼望外出打工的家人回家过年。这才是社会主义应该追求并且达到的目标。
如果这个目标能达成的话，过年的习俗可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人们对过年的认识和态度也会与时俱进，这都是后话了。